西岳史风 || 王京阳：史念海对地名学的研究
史念海对地名学的研究
他认为，地名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，同历史地理学一样，都应属于地理学的范畴。但是由于解释地名必然要追溯其得名的渊源，因而也要涉及到历史学的范畴。因此，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，将地名学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也不为过分。从这样的认识出发，从众多的中国古籍中，勾勒出一条中国地名学萌芽、发展直至形成的轨迹。
他认为，中国地名学的渊源是相当久远的。成书于东汉时的《尔雅》是一部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。其《释地》以下四篇，对地名、丘名、山名、水名都作出了具有规律性的解释，而且还涉及到若干具体的地名。“譬如，再成的丘称为陶丘。陶丘在汉济阴郡定陶县，也就是现在山东定陶县。丘上有丘，称为宛丘。宛丘于春秋时为陈国的都城，也就是现在河南淮阳县。”“又譬如，自河分出的水称为灉，自江分出的水称为沱，自颖分出的水称为沙。后来灉水早已绝流，沱江和沙河却仍然畅通。现在看来，沱江并不是从长江分流出来的，沙河也并不是从颖河分流出来的，这是后来的变迁，论其得名的缘故，还应该追溯到它们的开端。”史举出《春秋公羊传·宣公十六年》上的一句话：“成周宣谢灾，成周者何？东周也。”他认为成周又称为东周，只是相对于王城称作西周而言，并不能作为成周得名的根据。而郑玄注《书序》所说，周公“居摄七年，天下太平，而此邑成，乃名曰成周”则道清了成周得名的来由。可见郑玄时代就对地名的解释相当重视了。班固《汉书·地理志》是记载地名最多而又最早的一部古籍。史认为，按照该志撰著的体例，这部地理名著并不逐一解释地名的来历。而后来的臣瓒、如淳等人为《汉书》作注时，则先后补作了解释。显然他们认为这样做对读懂《地理志》是有所裨益的。而应劭的《地理风俗记》和阚姻的《十三州志》本来是各自著作，与《汉书》无涉，当被颜师古取之散入《汉书·注》中之后，遂使后人对于《地理志》能有更多的了解。这种解释地名的做法无疑对中国地名学的形成是有所促进的。他认为，类似这样的解释地名的著作方法当时已浸假成为一时风气，像王隐《晋地道记》和佚名的《太康地记》虽已散佚，但从类书的征引中仍可略见一斑，这正说明对于地名的解释殆已成为舆地著作不可或缺的项目了。史尤为重视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这部“谨严而宏博的著作。”他认为这部书不仅记水，还兼记山，与山水有关的地名也搜罗得相当丰富。其中涉及地名的解释，除采撷旧释，还作出自己的判断，得出新的结论。他举了几个例子加以说明。例如，《河水注》中提到一条汭水。本来河东郡历山之下有两条河，当地人称为妫水和汭水。汭水得名何来？《尚书》曾有“厘降二女于妫汭”之语。孔安国解释此句话：“居妫水之内。”王肃解释说：“妫汭，虞地名。”皇甫谧解释说：“纳二女于妫水之汭。”马季长解释说：“水所出曰汭。”。郦氏因之说：“然则汭似非水名”，说破汭水的得名乃是羌无故实。对《水经注》素有研究的史念海教授说，这样的例子在《水经注》中是习见不鲜的。郦道元是相当重视地名的解释，而且通过地名的解释了解当地的地理情况，使地名研究有了新的意义。“从郦道元以后，举凡舆地的著述也多师承其意，期能作出更切合实际情况的解释。”
他认为，历代舆地学者对地名的解释还不能说是地名学就此而形成。长期以来，包含地名学在内的地理学都是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部分而存在的。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分类法即将地理著作大多列于历史著作之中。这是因为古代自然科学不甚发达，以大部属于人文地理的著作附于历史著作之列，并非不合理。因此，历代学者对于地名学及历史地理学的要求，也只是以对历史事件的有关地理作出适当的解释为满足。
只是由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进步，特别是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，地名学在我国始得独自成为一门学科。他认为，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，地名学的作用较之历史地理学可能还要显著。
他指出，我国“这样繁多而难以计数的地名是如何得来的？应该各有其特点和渊源。其间的发展和变化也应该各有其不同的形式和途径。”换言之，这中间应有一些规律可循。而且地名学既然是一门科学，当然也要从其研究的对象中探索出事物发展的演变规律来。
为了探索地名命名的某些规律，他选择了陕西省500多个古今县名为例进行研究，撰写了《以陕西省为例探索古今县的命名的某些规律》的长篇论文（分载于《陕西师大学报》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，1980年第1期和第3期）。论文上篇论述县的命名方式，下篇论述县的命名的某些规律。在县的命名方式部分，史分其为两大类，即有关地理方面的命名和有关人事方面的命名。前者是从自然现象着眼，后者则就社会情况立论。有关地理方面的命名共有I4项，每项之下列举陕西省古今县名并作出说明。如因水为名的县，古今将近70个，至今仍有14个。列出县名之后，论文接着依次阐释这14个县因水而名的道理：米脂因县城设于米脂水旁；清涧、延川因在清涧河（亦称秀延水即吐延水）流域而名……除了得名于水的今县而外，就是已经废省的旧县县名也各与附近的河流有关。他从陕西北部起，数出47个县名，分别注出它们得名于水的依据，这实在是一次新旧县名的大清理。类似因水而名的有关地理方面的县名命名方式，还有因在河流侧畔而得名；因泉渊泽薮为名；因河旁滩地为名；因山为名；因在山侧为名；因谷为名；因原为名；因坂为名；兼因山水为名；以较为特殊的地形为名；以方位区别而命名；以草木物产为名；以通过县境的道路的名称为名等13项。每项下列举古今县名之后，同样都引经据典作出详细考证，使读者对县名来历一目了然。
除地理方面的命名方式外，有关人事方面的命名方式，史列举了11种。即用以表示祥瑞、祈福的命名；用以表示帝王陵墓及神祠的所在；用以显示故国的所在；本为某些部落旧地，因而沿袭旧称；在一些城寨乡聚设县，即用原来称号为名；以始置县时的年号为县名；以曾设于当地的官职或有关的封爵为县名；县经移徙，仍用旧名；因避封建王朝帝王的名讳而更改县名；由于字音形变异，县名也有更动；由于纪念革命先烈而更改县名。每项之下亦均列有古今县名并加考释说明。比如用以显示故国的所在而命名的县名中，今天仍在使用的就有韩城、鄂县（户县）、商县、南郑等县。经过这样详细的阐释，陕西古今县名中，除始置于秦汉时的栎阳等16县，始置北魏时的广阳等16县，始置西魏北周和隋时的洛邑等13县及始置于唐时的齐明等6县尚由于含义晦涩不清，不易知其命名初意外，可以说绝大部分的县名命名方式，都可以归入上述的有关地理方面和有关人事方面总共25种类型之中。
经过这样相当彻底的清算，他由此总结出县名命名方式的两条规律。第一是县名命名方式的普遍性，第二是县名命名方式的稳定性。具体说，在上面所提县名命名的两大类共25项命名方式中，由于各项中地名多寡不同，因此而显出其中的差别，即看到命名方式的普遍性的程度。如就两大类而言，第一类有关地理方面的命名方式中共有14项，206个县名；第二类有关人事的命名方式中，有11项302个县名。表面似以第二类命名方式稍为普遍，但此类中以表示祥瑞或祈福的县名就有95个，数目虽多，但不少带有时代特色，时移世易，县名就要更改，因此其普遍性就有相当大的局限性。反之地理类的命名中，以山、水为县名的总共就有152个。所以，应该说还是以地理方面的命名方式更具有普遍性。而在县名稳定性的观察中，他将现存的县名依使用的年代长短，分为两千年以上的，一千五百年以上的，一千年以上的，五百年以上的，一百年以上的和百年以下的6个标准进行统计。结果是：两千年以上的有8个，一千五百年以上的有18个，一千年以上的有33个，五百年以上的有77个，一百年以上的有116个。百年以下的虽近300个，但还不能说它有多大的稳定性。而百年以上的252个县中，又以地理方面命名的县占多数。因此，史得出结论说：县的命名虽然可以有不少的方式，但能够具有普遍意义并且能够长期使用的，则以有关地理方面的命名方式为见长，特别是因山因水的命名方式，在普遍性和稳定性等方面就更显得突出。他因此建议，今后整理县名或另命名新县时，如能根据这样的规律办事，就能够历久使用而不至于中途废省或改掉。
他对地名命名规律的研究虽由于文献记载的限制只研究了县名一级，但是仍然会对人们有所启发。继他之后，有不少历史和地理工作者仿其体例，对自己所熟悉的省区县名命名规律进行了研究，取得了丰硕成果。其中不少论文被收入由其主编的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·第二辑》中。
不久前，在他主编的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1987年第1辑中，发表其《新秦中考》长篇论文，对清末杨守敬的《前汉地理图》和今人谭其骧先生主编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·第二册·西汉并州·朔方刺史部图》中所标的新秦中位置提出了不同意见。论文认为，秦始皇北击匈奴后所悉收的河南地的范围，北起阴山之下的黄河南岸，南至朝那（今宁夏固原县）、肤施（今陕西延安市）之间的秦昭襄王所筑的长城，东西两侧都达到了黄河。由于这一地区的土地在当时相当肥沃，几乎可与被称为秦中的渭河下游相媲美，所以就被称为新秦中。如果不对新秦中的实际区域加以确定，则两汉诸史事则会有许多不合或难解之处，特别是新秦中在秦汉王朝与匈奴的关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，厘清其间的有关问题和具体区划，是有一定意义的。
他对地名学的研究虽有专论，但是对具体地名的研究则都是结合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而进行的。由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状况，不论是历史自然地理，还是历史人文地理，对历史地名则须臾不能离开，所以从历史地名的沿革来寻求一个地区的地理演变规律的例子，在他的论著中是俯拾皆是的。例如，在其研究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时，就从以桑为名的地名中论证当地桑树林的分布。由于古地名的揭示，使历史时期黄河中游曾经盛植林木的情况得到了佐证。在这篇题为《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》的长篇论文中就多处利用了历史地名来探究古代森林分布的情况。再如《论两周时期黄河流域的地理特征》的文章中，在论述战国时期有关黄河流域土壤的情况时，注意到今河北成安、曲周等县，在汉时曾分别叫过斥丘县和斥章县。由汉上溯到战国，成书于那个时期的著名地理著作《禹贡》曾经提到冀州为白壤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早在战国时代之前，这一地区的土壤盐碱化现象就已经存在了。
综上所述，史念海在地名学的研究工作中多有建树。我们殷切希望他在治学的进程中，不断有新的地名学研究成果问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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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文来源/《地名知识》1988年第5期
责任编辑/尚佳怡
审核/江炜炜